13世纪初期，中华大地呈现金、南宋、西夏、西辽、吐蕃、大理等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，这些政权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，因此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。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建立的元朝，终结了这一分裂局面，中华大地再次实现大一统。

　　元朝的大一统，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，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，全面开创了“混一南北，胡汉一家”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。元朝借“统一”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，从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。为巩固大一统成果，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，又创制并推广八思巴文，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，实现“书同文”的文化政策。

　　元代又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之下，成功打破地理阻隔，从经济层面上保障了“混一南北”政治成果的巩固。东西方向上远程贸易的开辟和南北方向上农牧区域的密切整合，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内部经济交融的突出特征。“混一南北，胡汉一家”是元朝统一中国后的共识。元的“混一”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、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，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一绿洲地域。“昔者二百年前，华夷异统，势分南北”的局面一变而为“混一南北”。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，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。

　　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，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，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，族际通婚现象更为普遍。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，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，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，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，即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人口分布特征。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，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，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，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优长。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，在相互学习过程中，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。